里搞到三十吨平价钢材，就可以作为有特殊贡献的职工，分到一小套新房。于海说，这两年她为厂里一共搞了三十三吨，可前几天她去找厂长问新房子的事，厂长的口气又变了，说房子少不了她的，这次赶不上还有下次，等等。

我们听了，都为于海打抱不平。可我们又能为她做些什么呢？假如我是厂长，我一定会……我想，至少我会做到说话算数吧？……再一想，也许正是我们把她的那套房子挤掉了……

于是我们面对于海，都低着头不敢看她，除了发出几声叹息以外，基本上一言不发……

我们以为于海会提出要求，让我们帮帮她的忙，因为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，这次副市长帮我们说了话，于海她不会不知道的……但幸好没有，于海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，这让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。

于海说，我们分房子是应该的。她还说，吴华（另一个邻居）背后去捣我们是不应该的。吴华得知我们要分一套中户，很不服气，他找到厂长，说他工龄比我们长，又是双职工，为什么连小套也分不到？厂长说，钟山是知识分子，还是业余作家，他应该分个大套，他还差一个写作的书房，可惜我们厂里目前条件还不够好，云云。

厂长的话让我们很感动，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厂长说的，但它在于海老太的嘴里说出来，就让我们够感动的了。

后来，厂长的这番话被更广泛的流传开来，终于传到了吴华老婆的耳朵里，吴华老婆一气之下和吴华离了婚。

当然这话说的并不准确，作为邻居我们都清楚地知道，吴华老婆早就想和吴华离婚了，只不过为房子的事悬在那儿，假如吴华分不到新房子，那么这婚就离定了。

于海还告诉我们，另一个邻居杨剑恨死我们了。杨剑有个舅舅是县经委的副主任，曾为分房的事出过面，据说原来的分房名单上有杨剑的名字，后来就没有了。于是杨剑认定是我们挤了他的房子。对此我们也没有什么话好说。

我们不想挤了任何人的房子。我们希望所有的邻居、同事、朋友都住上新房子。我们希望厂里所有的人都住上新房子。我们希望天下所有的穷人富人都住上他们称心如意的房子。

回想当年的那场分房之战，许多事情都让人大吃一惊，很多“老实人”都原形毕露了。比如我们的宣传科长，四十好几的人了，平时挺庄严、挺马列的，但那次为了能分到新房，不惜在厂长室胡闹，躺在地上打滚，惹得全厂人都在背后当笑话谈了半年。行政科长还编了个顺口溜说：

“宣传科长，台上马列主义直讲，要分房子找厂长，咣通往地上一躺，眼泪鼻涕直淌……”

这个顺口溜虽然编得不太高明，但通俗、易懂、有趣，所以它的普及程度很广，厂里近两千名职工，没有人不会讲的。

还有一个老实巴交的青年工人，为了分房，在胸口挂了只大牌子站在厂门口的围墙上，向大马路上的行人示众、演讲，牌子上写的是这样几个大字：“厂长：要房子？还是要我的尸体？”……

还有个平时不多言不多语的中年女职工，实在没辙了，冲进厂长室抱住厂长，说答应不答应？不答应我就脱裤子了，告你强奸我！……

还有的人天天扬言要学梁山好汉，去抢房子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最后却没有实施。

……

当年在麻县，我就亲自采访过一个抢房的流血事件，写过一篇二万多字的报告文学：《空间争夺战》。我一直认为这不算什么，因为比这更离奇、更残酷、规模更大的抢房事件肯定还有很多，但由于它发生在小小的麻县，就发生在你的身边，给你的感觉又不一般了。

概括地说，事件的来由是这样的：麻县邮电局的老局长培养了新局长，老局长离休后，新局长却不给老局长分房子，老局长一气之下，仗着自己是红军老干部，是“国宝”，决定去抢新局长的那套新房子，新局长也就不怕人家骂他忘恩负义了，决定大打出手，硬是用武力夺回了自己失守的阵地。

我们说它是一场“战争”并不过份，因为它有着“战争”的初步规模和特定形式，如侦察，如抢占，如围困，如攻打，如格斗……令人拍案称奇，又令人啼笑皆非。

实际上，争房之战已经演变成了“权力空间”的争夺和亮相，人们看到，整个社会被轻而易举地扯进了这张难解的网结之中……

说到“房屋战争”，我不禁联想起了自己过去的一段遭遇。

那是1982年，我到麻县工作不久。当时孙燕还没有调到麻县去，她还在江城的一家针织厂上班，住在江城文工团小院的一间宿舍里。这年江城要盖青年宫、少年宫大楼，地址选中了文工团小院，所有的住户要拆迁到郊区的李家大山。虽然地点不好，但平房换楼房，大家也都乐意。

让人意外的是，拆迁名单里却没有孙燕的名字。眼看左邻右舍都搬走了，小院里就剩下了孙燕一个人。妻子哭哭啼啼地打电报（当时电话还不普及）把我从麻县叫回来。我回来一看，原来的小院都推平了，左邻右舍的房子被拆得尘